1948年,粟裕到西柏坡开会配资官方开户,会上粟裕提出在豫东打几个大仗,毛主席问:“你说的打大仗,有多大?”粟裕答:“歼敌十万、二十万,甚至更多!”
1948年初的中原大地,硝烟弥漫。自1947年夏秋之际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以来,解放军在中原地区已形成了刘邓、陈粟、陈谢三路大军呈“品”字形展开的格局,豫皖苏、鄂豫皖、豫陕鄂几块根据地逐步连成一片。
但国民党方面也看得清楚,中原一旦被解放军站稳脚跟,南京、武汉两大重镇便暴露在威胁之下。因此,蒋介石不惜把全国作战部队的三分之一——共计34个整编师、79个旅,约54.6万人——全部压到了中原战场上,企图以平汉、陇海两条铁路为依托,把解放军分割包围、各个击破。
当时大别山地区的局势尤其艰难。刘邓大军主力因缺粮少弹,武器弹药和粮食补给均无法得到有效补充,敌人已经发现刘邓主力的集结位置,正多路出动包抄合击。虽然三路大军互为犄角,但在敌人绝对优势兵力的挤压下,中原战场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,僵持的局面急待打破。
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中央军委做出了一个战略性判断:必须让敌人首尾不能相顾,撕开这张大网。一个大胆的方案随之浮出水面——抽调华东野战军第一兵团三个主力纵队,由粟裕率领,从湖北宜昌一带打过长江去,深入闽浙赣地区,在国民党腹地开辟新战场。
然而,当命令传达到华野指挥部时,粟裕并没有立即执行。他花了大量时间反复推演渡江南进的可行性。从军事角度看,三个纵队十万余人要突破长江天险,沿途必然遭到国民党军的层层拦截,部队的炮火辎重多半要丢弃,重装备基本带不过江。
到了江南之后,面对的是陌生的地理环境和缺乏群众基础的国民党腹心区,十几万人马的粮草弹药补给将是致命难题。
更关键的是,敌人未必会按我方的预想行事——万一国民党军不急于从中原抽兵回援,而是继续集中主力猛攻刘邓,那么渡江部队不但没能解中原之围,反而将华野精锐丢进了敌后孤地。
经过反复考量,粟裕认为与其冒险过江,不如就在中原的黄淮平原上做文章。这里地形开阔,利于大兵团机动作战,又有老根据地的群众和后勤支援,只要集中足够兵力,完全有条件打几个大规模歼灭战,成建制地吃掉敌人有生力量。这样一来,中原的压力自然就解了,何须千里迢迢往江南跑?
从1948年1月到4月,粟裕先后三次致电中央军委,详细陈述自己的战略分析。尤其是4月18日那封长达数千字的电报,把敌我态势、战场条件、后勤补给、兵力对比逐项剖开,明确提出:建议暂缓渡江,集中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主力,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歼灭战,力争歼灭敌人十万人以上。
但中央军委没有因为“面子”而忽视不同意见。1948年5月,粟裕和陈毅奉命赶赴西柏坡,随后又被引导到阜平县城南庄,向毛泽东当面陈述自己的战略构想。在城南庄的会议上,除了五大书记外,聂荣臻、彭真、薄一波、李先念等人也在场,陈毅坐在粟裕身旁,不时为他鼓劲。
粟裕没有带稿子,指着墙上的地图,把渡江南下的风险和在黄淮打歼灭战的可行性一条条讲透。他分析说,渡江后国民党主力仍可能留在中原,而集中兵力在中原歼敌,却可以根本上改变南线的敌我力量对比。当被问到在中原打大仗到底能打多大时,粟裕的回答没有丝毫犹豫:歼敌十万、二十万,甚至更多。
这个数字在当时听起来几乎不可思议——到1948年初,解放军单次战役的歼敌规模最大也不过三万人上下——但粟裕的态度是认真的,他接着便详细阐述了兵力部署、分割包围、打援阻敌的具体方案。
城南庄会议最终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:采纳粟裕的建议,暂缓渡江南进,集中兵力在中原打大的歼灭战。原定华野第一兵团先寻歼国民党整编第五军的计划,因战场形势变化,被粟裕果断调整为奇袭开封。
1948年6月17日,华东野战军第3、第8纵队突然包围开封。五天之内,这座从未被解放军攻克过的中原省会便宣告解放,歼敌3.8万余人。开封的失守震动南京,蒋介石急调邱清泉、区寿年、黄百韬三个兵团分路增援。粟裕见敌人上钩,立即撤出开封,摆出“打了就跑”的姿态,诱敌深入。
区寿年兵团果然脱离主力冒进,在睢县、杞县之间陷入了华野主力布下的口袋。从6月27日到7月2日,华野集中兵力猛攻,一举歼灭区寿年兵团部及整编第75师主力,随后又击溃了赶来救援的黄百韬兵团一部。豫东战役前后打了20天,总计歼敌9万余人,俘虏了兵团司令官区寿年本人。
9万余人的歼敌数字,距离粟裕当初承诺的“十万、二十万”尚有一线之差,但豫东战役的意义远不止于数字本身。经此一役,国民党在中原战场上的机动兵团丧失了战役性的进攻能力,再不敢单独一个兵团出来行动。中原战场的主动权,从此彻底转到了解放军手中。
更重要的是配资官方开户,豫东战役用事实证明了在中原打大规模歼灭战的构想是可行的。仅仅五个月后,当60万解放军在徐州周边将80万国民党军分割包围时,城南庄会议上那个看似大胆的预判,便不再有人觉得那是空谈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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